2000年6月22日，夏威夷欧胡岛早晨的空气闷热，潮声不断。九十岁的张学良坐在轮椅上，被人从房里推出来，他知道，这一天可能要和赵一荻说再见了。他的手枯瘦，满是老年斑，紧紧攥着赵一荻的手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两个人一起走了大半辈子，磕磕绊绊，风风雨雨，从北洋军阀的子弟到铁窗下的囚徒，赵一荻从北京富贵人家的千金，变成了他身边最坚定的伴侣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多少风波都走过，一个人一辈子能欠另一个人多少？张学良心里算得清楚，就是还不完。
说起张学良和赵一荻，八卦起来不少人只觉得是个“将军和名媛”的陈年旧戏。其实要是放在今天，也算狗血却细腻的连续剧——有点跌宕，有点无奈，更多还是绵长的陪伴。
1928年秋天，张学良那时还风光得很，是风头最劲的少帅。北宁线上，他遇见了刚二十出头的赵一荻。赵家大户，他家更不用说。一个端茶，一个寒暄，就这样眼神碰对了。张学良嘴上不说，心里早有点动。等到了后来兵荒马乱，风雨飘摇，他才发现，原来这点小情愫，比什么都扎实。
西安事变那年，张学良风头无两，一下子把蒋介石摁在了临潼。外头记者都围着军队和政治算计，几乎没人注意到赵一荻其实也在现场，悄悄住进侧楼，送药送水，随时陪着张学良。事情闹大了，兵谏结束，张学良成了解放全国的“罪魁祸首”，立马被蒋介石抓了。所谓精神治疗，说直白点就是软禁外加折磨。
张学良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“人生不由己”。一路上被看守的像犯人，连句悄悄话都不敢说。赵一荻硬是跟了下来，几箱漂亮衣服扔江里，自觉换上粗布衣，说自己这样更好照顾他。你说这叫啥？说是爱情也太轻飘，说是信念又太抽象，大概就是认定了人，就不抛下。
日子一天天挪着过。有一年张学良突然阑尾炎发作，看守还要磨蹭，怕出事。赵一荻杵着跟他们喊：“命令算什么？人命关天！”一身书卷气的大家小姐，为了张学良，能和特务拍桌子。张学良迷迷糊糊醒来，睁开眼睛看见赵一荻守着他。那场手术伤口缝了十厘米，他记一辈子。
解放后，命运还是没给张学良松绑。先是被转到台湾，跟着局势走，哪里都不算家。赵一荻没喊累，也没问后悔，反正跟在他身边。两人住在草山招待所，潮湿、泥泞、乱糟糟的山路上，赵一荻就一句：“他一个人更麻烦。”东北军早成了过去，传言满天飞，可夜深了，两个人就背诗、念词，相对无言也算安慰。
蒋经国上台，张学良的“待遇”算宽松点了。岛上的文人、记者开始追着要采访。赵一荻一概挡回去，说让他安静几年吧。她买速溶咖啡回来，要先用温水把浮沫撇净，淡淡一杯递给张学良，叮嘱“别喝太甜”。周围的看守都学会了这口气，说起来倒像家常一样。
九十岁大寿那年，台北给张学良搞个小茶会。赵一荻穿着藏青长裙，银发夹束住头发。亲戚朋友劝她打扮亮点，她笑笑，说自己不是主角。场面不算热闹，倒也温馨。张学良全程一句话：“谢谢四小姐陪我。”话糙理不糙，懂的人听了心里直发涩。
二十一世纪初的夏威夷，张学良已是风烛残年。赵一荻病倒了，张学良一天一天坐在轮椅边守着。最后一次握她的手，他低声重复：“我还在。”这话赵一荻当年也说过。不到三个小时，仪器的曲线归零。张学良松开手，一下子瘫软下去，没人敢去劝，只能悄悄退出房门。
后来只要有人提起赵一荻，张学良都不作声，也不肯拍照。夜里看月亮时，他嘴里嘟囔着几句诗，贴身护理的说，那是赵一荻最爱的一首《蝶恋花》。一年后，张学良也走了。他留下的遗言很简单：“把我葬在她身旁。”这段故事也算落幕了，剩下的只是历史上的一笔。
说白了，张学良和赵一荻加起来活成一本旧书，封皮早就破了，字迹却还清楚。这一生，他欠她的多得数不过来。人和人的羁绊，有时候不是轰轰烈烈一场，而是一碗淡茶，三两首诗，两口老人的安静守候。世间最难还的，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无数日夜的陪伴和付出。
风过了，雨停了，故事讲完。谁还记得，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，最后只对着月亮，喃喃自语一句，“我还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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